2021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挑战与机遇

2020年新冠疫情和世界变局的双重冲击使得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都承受了重大冲击，世界经济正面临上世纪20、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在2020年初出现断崖式下滑，但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消费回暖，投资增速稳步回升，进出口增速持续攀升，贸易顺差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宽幅双向波动，预计全年GDP增速2.1%，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并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任务，这来之不易，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但是，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

在此背景下，中国多次提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劳动力市场受疫情冲击大，虽逐渐回暖但仍承受压力。从长期来看，农民工提高社会总劳动生产率但仍需提高流动性；劳动力市场教育错配程度较高、对工资影响显著；老龄化势头明显，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压力凸显并将持续变大。我国杠杆率水平大升，家庭部门杠杆率激增，资产负债表衰退迹象初现；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再次上升，尤其是国有企业债务风险达到近年来的峰值；地方政府债务呈现出规模增加和期限延长的新特点，鉴于地方政府与其他部门之间紧密的政治关联关系和复杂的债务债权关系，需警惕地方政府部门独立的债务偿还风险外溢蔓延为房价上涨和银行风险。目前需求驱动下的房价差异化特征日益显现，总体房价可控。银行资本缓冲持有水平下降，系统脆弱性加剧，中小银行风险溢出率持续上升,稳金融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此外，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系统DC/EP正在逐步有序地进行试点，这给未来的金融监管和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从中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主要面临供给侧、需求侧和国际循环三方面的挑战：一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和供给质量水平的不充分；二是中国经济内需的提振面临诸多难题，包括资本报酬边际收益递减而带来的投资下滑，收入差距拉大和中等收入群体过低及家庭部门杠杆率激增带来的消费不足；三是中国经济国际大循环面临外需市场的萎缩和一些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出现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趋势。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产业链安全，加大需求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管理，以及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借力更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来实现。

课题组充分重视对各种风险的防范，对不同情景下的经济走势、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治理，有如下主要结果和观点。基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IAR-CMM）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结果，课题组测算，在基准情景下，2021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8.4%，CPI增长0.2%，PPI增长0.6%，GDP平减指数增长1.8%，消费增长10.8%，投资增长5.7%，出口增长4.4%，进口增长8.3%，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USD）将在6.5附近宽幅震荡。考虑到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下降、需求侧改革、资本市场有序化、地方政府债务攀升、企业杠杆率过高、美国疫苗接种有效率、中美摩擦、国内外总体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课题组作出如下8种情景分析：

1)情景I――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下降，悲观情形下，假设2021年我国消费同比增速低于基准1.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低于基准1.2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7.0%；

2)情景II――需求侧改革，乐观情形下，假设政府增加民生类支出、增加保障房供给、改善收入分配，导致2021年我国消费同比增速高于基准1.1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9.1%；

3)情景III――资本市场有序化，短期影响较小情形下，假设消费同比增速低于基准0.4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8.2%；短期影响较大情形下，假设消费同比增速低于基准1.4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7.6%；

4)情景IV――地方政府债务攀升，悲观情形下，假设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低于基准1.1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8.0%；

5)情景V――企业杠杆率过高，保守悲观情形下，假设2021年我国消费同比增速低于基准0.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低于基准0.6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8.1%；悲观情形下，假设2021年我国消费同比增速低于基准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低于基准2.1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7.6%；

6)情景VI——全球疫情发展，悲观情形下，假设2021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2.7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2.1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7.8%；乐观情形下，假设2021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高于基准2.1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速高于基准1.5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8.7%；

7)情景VII——中美摩擦加剧，保守悲观情形下，假设2021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2.3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1.8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8.0%；悲观情形下，假设2021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4.8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3.7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7.6%；

8)情景VIII——国内外总体环境的不确定性，悲观情形下，假设2021年我国消费同比增速低于基准2.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低于基准2.8个百分点，出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1.5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0.8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6.4%；叠加其他乐观因素，乐观情形下，假设2021年我国消费同比增速高于基准2.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高于基准1.4个百分点，出口同比增速高于基准2.0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速高于基准2.3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10.0%。

课题组就各种假设情景探讨了政策力度的选择。根据IAR—CMM模型的分析，假设2021年需实现宏观经济回到疫情冲击之前的经济增速趋势线，则在不同情景下所需的政策力度分别为：（1）情景 III（资本市场有序化）中短期影响较小的情形下，财政收支赤字需增加755.81亿元，超过预算赤字2.29%，全年赤字率约为3%；（2）情景V的保守悲观情形下，财政收支赤字需额外增加1511.6亿元，超过预算4.58%，全年赤字率约为3.07%，并且货币政策需在基准假设的基础上额外降准1次20个基点；（3）情景IV以及情景VII的保守悲观情形下，财政收支赤字需额外增加2267.4亿元，超过预算6.87%，全年赤字率约为3.14%，并且货币政策需额外降准1次20个基点；（4）情景VI的悲观情形下，财政收支赤字需额外增加3779亿元，超过预算11.45%，全年赤字率约为3.27%，并且货币政策需额外降准2次，每次20个基点；（5）情景III（资本市场有序化）中短期影响较大的情形、情景V的悲观情形以及情景VII的悲观情形下，财政收支赤字需额外增加5290.6亿元，超过预算16.03%，全年赤字率约为3.41%，并且货币政策需额外降准2次，每次20个基点；（6）情景I下，财政支出需额外增加9825.5亿元，超过预算赤字29.77%，全年赤字率约为3.81%，并且货币政策需额外降准2次，每次50个基点；（7）情景VIII的悲观情形下，财政支出需额外增加14360.3亿元，超过预算43.52%，全年赤字率约为4.22%，并且货币政策需额外降准2次，每次50个基点。在情景I和情景VIII下，考虑到短期政策对宏观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副作用，课题组并不建议采用如此激进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来达到经济增长目标。

结合短中长期的视角来看，课题组对中国如何通过供给侧、需求侧和国际循环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有以下主要观点和建议：

1.新冠疫情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冲击和国际政治方面的史无前例的断裂带，影响深远，加上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给世界带来种种不确定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意识形态又进一步减弱了国家间的互信，恶化了世界经济发展及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影响了世界格局和秩序，全球化的格局正在发生实质变化。面对去全球化、分流化或甚至去中国化以及中美科技脱钩的风险，疫后经济分工、专业分工面临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将发生很大调整，大概率会出现“三化”——经济区域化，高端产业、民生国家安全产业回归化，以及合并同类项化。在这些新老问题交替混杂的内外困难环境现状下，要充分估量这些问题及变化给世界经济政治和中国带来的当前和潜在长远冲击与影响，以长远视角、全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的一般均衡分析来加以谋划应对。

2.加强供给侧结构性和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的改革，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所有制中立原则为国企、民企、外企提供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完善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促进发展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是有效市场制度供给，而不是硬性的产业政策，应该继续以深层次市场化的改革为内涵推进并且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以此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勃发创新力。建立维护和服务型的有限政府，政府是中立的主体，它会带来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和一个好的社会规范，同时提振民间信心和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才是中国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以及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标本兼治的必由之路。

3.深化需求端改革和改善，推行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的收入分配政策，健全覆盖“生老病居教”的一揽子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内需基础。国内大循环必然要求中国有一个更加强大、更有韧性的内需市场，来促进形成供给和需求的更高水平内生动态均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消费需求取决于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而不是仅仅靠政府消费刺激政策，才能真正可持续地提振国内消费需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大的人群自然是中低收入群体。在此过程中，要做到两个“尽量确保”：一是要尽量确保中低收入群体有向上流动跻身中等收入群体的机会，二是要尽量确保现有中等收入群体不因种种原因重新跌回中低收入群体。

4.主动融入高水平国际大循环，在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谈判中推进制度性开放，按照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来保障自身国家利益，并倒逼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年内，中国参与其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标志着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这一协定的达成，也为中日韩自贸区（FTA）、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等更高水平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判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近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且，中国还表达了对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持积极开放态度，以及争取早日启动中欧自贸协定谈判进程的意愿，这些都是中国对冲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在与美国进一步进行双边经济谈判时的有利砝码，可对外部贸易争端起到减震作用。

5.以上改革措施，单靠经济治理领域的单兵突进行不通，还必须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因素也考虑进来。为此，中国需要采用国家治理和发展三要素：包容性经济制度，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透明的社会治理。现代国家发展治理三要素其实质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让三者各归其位，形成互动互促的制度体系，从而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的全方位整体联动改革框架下来进行。中国下一步就需要围绕上述三要素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强化长板、补齐短板。唯有如此，才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达成中华民族复兴的远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