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最近接受《经济学人》长达8小时的采访，这个周末才有时间全文读了一遍。
他对当前全球一些最重大的问题，如中美关系、美国的前景、俄乌冲突的结局等偏悲观；而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影响，内心也深感非常不安。
他认为当下的国际局势，更加类似于一战之前，大国的领导人完全误判了形势，战争因为偶发冲突而迅速升级，而战争的残酷、漫长和破坏性，也远远超出了决定宣战的大国领导人的预计。基辛格认为，尽管许多国家是战胜国，欧洲至今都没有从一战中恢复。
他特意提到，在索姆河战役和马恩河战役，数百万的年轻人失去了生命，当时的战争使用的都是常规武器，杀伤力终有限度；而当今大国拥有的武器，从核武器到未来自动化杀人的智能武器系统，都有可能把参战的任何一方彻底消灭。
作为一名百岁老人，亲历了二战，在冷战中进行了无数场大国之间惊心动魄的秘密外交，还深入研究了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战的欧洲由盛而衰的历史，他能留给人们最好的，也许并不是对未来局势的预测，而是对历史惨痛教训的反复强调。
基辛格的思维依然清晰，能捕捉到当今大国领袖交往的一些细节，从中看出关系的本质。他与全球政商精英的广泛交流，也让他对局势的变化保持了足够的敏感。他在谈话中不时牵出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历史事件和人物，点评或者阐述，依然闪烁出智慧的光芒。
这个跨越两天的对话，几乎涵盖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关系，热点问题，中美关系是其中的主线。当记者追问他关于美国衰落时，他话锋一转：
“对美国人来说——对任何人来说——在一个正在学习与机器对话的世界中，学习共存的原则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必然会发生的。而我们不知道，在那个过程中，我们会学到什么。”
他在访谈中多次谈到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LLM）。
他谈到了谷腾堡发明的印刷术，改变了整个欧洲。新技术带来了信息的广泛传播，引发了宗教改革；后来欧洲爆发了基督教内部的战争，交织着国家之间的领土与王位之争，绵延16世纪和17世纪。在经过最血腥的三十年战争之后，主要欧洲大国和各教派之间才建立了共存之道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也产生了。
人工智能，如果用印刷术来类比，它将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它将成为大国竞争的手段，可能会被武器化，是基辛格在未来国际关系中看到的一个全新的重要变量。
他建议中美之间应该建立一个常设的委员会，就中美和人类的问题持续地交流。
问：（美方的）谁会在那个委员会里，你会选择谁来拯救世界？选择历史上的人，或者你认识的人，不论他们是离世或者在世？
基辛格：如果（美方）有三个人……在当代人中我肯定会选择伯恩斯（美国驻华大使——作者注）。然后我会找一位学者，和一位重量级的技术专家。我可以列出10个可以为此做出贡献的人。
问：你的意思是理解技术的人？
基辛格：是的，来自科技界的人。我喜欢的一个人是微软的负责人…
问：萨蒂亚·纳德拉（微软CEO——作者注）？
基辛格：是的，纳德拉。我们将被迫去应对技术，需要对技术有很好的理解。当公众意识到被行为方式不明的机器所包围时，就需要扩大（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
如果基辛格所提的这个代表技术一方的人选值得认真考虑的话，应该是比尔·盖茨，而不是纳德拉。
赢得中国最高领导人“我们的老朋友”之称的，并不多见。我们的美国老朋友，首推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已满百岁，在中美官方关系处于谷底、全世界都极度担心滑向冲突的当下，需要一位与其份量相当的、新的“老朋友”，能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走动，尤其是在中国与美国的民间传递善意。
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样的角色，不可能出自华盛顿，不可能出自华尔街，也不可能出自硅谷等地的科技界。这个人应该不再谋求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比尔·盖茨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世界首富及慈善家。他致力于减少全球贫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危机，消除贫困国家的疾病。他推动科技创新，投资下一代的能源技术与生命科学技术。他也是全球人工智能革命的推动者。
不同于基辛格上个世纪的地缘政治思维，比尔·盖茨的想法是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的、长期主义的、超越国界的、追求社会影响力的。
比尔·盖茨，我们的新“老朋友”。
